行政與司法“無縫對接”有利于懲治食品犯罪

　　近日，北京市質監局公布《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標準(一)》和《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和通報線索程序規定》，凡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

河南食品網訊：

　　近日，北京市質監局公布《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標準(一)》和《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和通報線索程序規定》，凡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、瘦肉精等禁用藥品，符合所規定標準的案例，即可直接移送公安機關，屆時公安、檢察、法制辦同步配合，追究違法者的刑事責任。(《新京報》7月20日)

　　這一機制，被稱為“行政與司法的無縫對接”，指的是查處案件鏈條上的第一行動人，即行政監管和執法機關，與鏈條上的次位行動人，即公安與檢察等司法機關，在同一時間及案件起點上共同聯動，消除部門移送之障礙，縮短司法移送之時間，使案件更有利于盡快提起刑事訴訟，并走到案件處理鏈條上的終端：法院。

　　而根據我國《食品安全法》第81條和第98條，衛生行政、質量監督、工商行政、食品藥品監督等部門，先有“行政處罰權”，之后才基于第一行動人自我的判斷，在“涉嫌犯罪的，應當依法向公安機關移送”。這樣，“自我處理”與“移送處理”，形成了兩個互為相對獨立的過程，并沒有形成“無縫對接”的狀態，法律實施的效果如何，相當程度上取決于“自我處理”的公正和效率上。

　　一直以來，“部門分割管理”、“多頭重復管理”等制度痼疾，行政執法效果并未達到預期之效果，在食品衛生安全方面，仍然形勢嚴峻。“九龍治水”的結果，就是不同監管部門都存在“搭便車”心理。而在“以罰養家”的財政供養機制中，監管機構則有強烈的“收罰款了事”動機，最后變成“養魚執法”，違法者倒成了監管機構的“衣食父母”。這些制度障礙與利益關聯，導致行政監管機構既沒有用好“處罰權”，又不想把案件盡快移送司法機關，唯恐失去主導權，形成“行政與司法”隔絕狀態。

　　以2008年發生的“三聚氰胺”奶粉事件為例，早在事發之前半年，有關部門就接到投訴，卻沒有一個監管機構“發現問題”，這是典型的“搭便車”心理而導致的不負責任，等到媒體曝光后，有關部門才“徹查”，最終才有了司法機關的跟進。又以2010年年底河北“昌黎葡萄酒造假事件”為例，當地酒精、食品添加劑及制作假冒名牌葡萄酒標簽廠家，生意興隆，制假在當地就是公開的秘密，當地監管部門收取罰款，唯“執法為利”，主觀上消極應對司法機關的介入，使制假造假，愈演愈烈。

　　從民事公訴和刑事訴訟的制度結構上看，我國法律當前并沒有把公訴權直接授予監管機關，監管機關與司法機關合作之后，第一行動人手中的案子，才會移送到第二行動人。從美國等西方國家經驗看，大多數監管機關都擁有民事公訴及刑事公訴的權力。

　　因此，我國越在行政與司法之間打通關節，越有利于案件的處理，越有利于對涉嫌犯罪的責任人繩之以法，可以說，北京此番“無縫對接”的嘗試，不僅在食品安全領域，而且在其他可以類比的領域中，都具有重大的啟發意義。